文/刘党生 冯颖
我十分珍爱我的私驾车。他陪伴了我大半生，给我出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，同时也清晰地勾勒出我生活变迁的轨迹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刚毕业步入社会不久，县文教办便调我到中垛乡下柏房村七年制学校任校长。四年后，又调任南柯榼中学校长。在中垛的八年，是我人生最艰辛的岁月。下柏房和南柯榼距我家都在四十里开外，来回快走也要七、八个小时。当时父母年迈，孩子尚小。维持生计的自留地、小块地等繁杂的农活，都等着我去做。
因此每逢星期都要步行回村干活。同事们嘻称我的车是11号。刚参加工作，强烈的责任心、执着的事业心、不甘落后的上进心，促使我必须两兼顾，两不误。因而，常常是忙完农活太阳快落山时才动身返校。四十里路，半程夕阳，半程黑。在此状况下，自行车成了我梦寐以求的向往和追求。但我深知，29、5元的月薪，养家糊口，自行车对我来说，自然是可求不可得的事。八年里，我用11号足足走出了一个“二万五千里”。
七十年代末，因工作需要，组织调我进城工作。先在卫生局，后又调人大办、县委办。其间为方便工作和孩子上学，我由村里迁居县城。县直机关特别是县委办公室，时间要求是非常严格的。交通工具对我已经迫在眉睫。
那时“永久”、“飞鸽”“凤凰”三大名牌，是要“走后门”，批条子才能买到，对我而言，一百七十元钱，已是天价了。我没敢奢求，只能硬着头皮七借八凑，买了一辆长治生产的“环球牌”自行车。
尽管品牌不硬、层次不高，但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辆私驾车。在县委大院的十年里，每天我骑着这辆车，准时上下班，按时接送子女家属。那车竟然成了我形影不离的好帮手、好朋友。
那时候乡村很少能见到自行车。间或逢年过节，走亲访友，见到我骑自行车乡亲们都投以羡慕的目光。此时，我从心底隐隐的平添了几分自豪感和知足感。告别自行车，开启摩托车，我是在不经意间转换的。就像季节更替，不知不觉换了一个季节似的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，思想的开放，人们对自行车的慢节奏已不适应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，城乡道路上的自行车明显少了，代之而来的是摩托大军。
我感到再不换车，就要落伍了，就可能被时代边缘化。在此形势下，我买了第一辆摩托——重庆生产的“宗申牌”，从此由人力车登上了摩托车。在随后的五六年中，我还进行了一次升级换代。
进入新世纪，苹果产业把我县群众带入了致富奔小康的快车道，绝大大多数群众，生活富足、衣食无忧，手头有了可观的积蓄。加上临吉高速、吉河高速相继开通，使我县进入了临汾一小时经济圈。
无论上班、出差、旅游，做生意，下地干活。大家都习惯开车，快捷又方便。车便成为人们心目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时尚的追求。无形地成为人们存在价值的体现和评判幸福指数的一个标尺。为不显寒酸，我孩子们都拥有了自己的私驾车。
半个世纪过去了。我的私驾车经历了多次升级换代。他见证了我家庭生活的变化，讲述了我人生的酸甜苦辣。我珍爱我的私驾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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